在13世纪，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横扫亚欧大陆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。蒙古人的西征，尤其是几次大规模的远征，不仅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，还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，这一历史时期被称为“第三次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大迁徙”。这一背景对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在上期的内容中，我们提到了保加利亚农民在伊瓦伊洛的领导下发动的起义。这场起义不仅是农民反抗沙皇和贵族压迫的斗争，更是保加利亚人民抵抗蒙古鞑靼人入侵的历史篇章，是一场带有“双重爱国主义”性质的革命。然而，尽管伊瓦伊洛一度取得了一些胜利，并试图将蒙古人赶出保加利亚，但蒙古的压迫并未因此消失。伊瓦伊洛的死标志着保加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：金帐汗国的猛烈侵略开始了。

在伊瓦伊洛死后，金帐汗国的军队开始频繁入侵保加利亚，展开了持续的征服战役。这一时期，保加利亚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，第二帝国的基业逐渐衰退。公元1277年，伊瓦伊洛起义席卷保加利亚，最终攻入首都大特尔诺沃，成功登上沙皇宝座。然而，此时保加利亚的政局并未稳定，邻国拜占庭也在恢复过程中屡次发动侵略，国内贵族的矛盾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。

到了1280年，伊瓦伊洛因战败逃亡至金帐汗国的西那海汗国，寻求支持以图复国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八世与蒙古势力勾结，将女儿嫁给了蒙古权臣那海，换取了伊瓦伊洛的生命。伊瓦伊洛在1280年被杀，而拜占庭则扶持起了新的傀儡沙皇——伊凡·阿森三世。伊凡·阿森三世在同年被废除，之后借助新妻子欧佛洛绪涅·帕列奥罗格的帮助回到了安纳托利亚的封地，直至1303年去世。

此时，保加利亚的政治舞台迎来了格奥尔基·捷尔捷尔的登场。他在1280年接任沙皇职务，开始统治保加利亚。格奥尔基·捷尔捷尔的即位，标志着阿森王朝的彻底终结，进入捷尔捷尔王朝的统治时期。捷尔捷尔王朝的统治持续了12年，直到1292年。由于长期的内斗和外患，保加利亚的政权逐渐分裂，地方贵族掌握了实际的权力，沙皇乔治一世对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力极为薄弱。此时，邻国如塞尔维亚和拜占庭则开始不断蚕食保加利亚的领土。

尽管保加利亚国内不团结，但外敌最强的威胁并非来自塞尔维亚或拜占庭，而是来自更远的金帐汗国蒙古鞑靼人。公元1206年，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，而其继承者窝阔台和蒙哥更是发动了数次西征，直至蒙古军队在1241年征服俄罗斯，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地区。此时，蒙古帝国已经完全打败了鞑靼人，并开始频繁入侵东欧，蒙古-鞑靼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威胁日益严重。

金帐汗国的统治者拔都汗（成吉思汗之孙）在13世纪初期逐步建立了这个庞大的帝国，将范围从多瑙河流域一直扩展至中亚。金帐汗国的崛起，意味着保加利亚和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。作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，其控制的领土包括现在的哈萨克、塔塔尔等地，而保加利亚作为附属国，长期受到蒙古鞑靼的压迫和干涉。保加利亚无力抗拒蒙古的进攻，这直接导致了伊瓦伊洛起义的爆发。

公元1242年，保加利亚被迫臣服于蒙古鞑靼人，并开始每年向金帐汗国进贡。然而，到13世纪末，金帐汗国内部权力的变动使得保加利亚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。金帐汗国的孛儿只斤·那海逐渐掌控了两个主要汗国，并加大了对保加利亚的干涉。保加利亚沙皇乔治一世因此面临极大的压力，尽管他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和金帐汗国的各类交易来化解危机，但实际效果甚微。

公元1284年，金帐汗国的诺盖汗国大军再次进入保加利亚，这一次由那海亲自带队。乔治一世在面临巨大压力时不得不向蒙古屈服，不仅将自己儿子作为人质交出，还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来换取和平。乔治一世甚至将女儿许配给那海的儿子查卡，以达成和解。尽管通过这一系列手段，保加利亚避免了短期内的全面战争，但金帐汗国掠夺了大量的财富，保加利亚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。

然而，乔治一世的屈辱政策并未持续太久。1292年，金帐汗国的压力再度加剧，乔治一世最终选择逃亡拜占庭帝国，试图寻求庇护。此时，保加利亚的权力真空迅速被诺盖汗国的贵族所填补，斯米列茨在金帐汗国的支持下登上沙皇宝座，成为了蒙古鞑靼人的代理人，史称斯米列茨王朝（1292-1300年）。

斯米列茨的短暂统治无法有效制止保加利亚的内部矛盾，也未能抵抗蒙古鞑靼人日益加剧的侵略。1298年，斯米列茨去世，由其儿子伊凡二世继位，但他也仅在位两年便死于病重。与此同时，金帐汗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了诺盖汗国的混乱，诺盖汗最终在1300年死于内讧。这为保加利亚提供了新的机会，斯维托斯拉夫通过与查卡的合力，逐步恢复了保加利亚的独立。

随着1300年泰奥多尔·斯维托斯拉夫·捷尔捷尔的即位，保加利亚终于摆脱了蒙古的控制。斯维托斯拉夫加强了国内的中央集权，通过收买贵族的支持重新统一了保加利亚。至此，保加利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，逐步恢复了昔日的辉煌。而金帐汗国则在14世纪的上半期逐渐衰退，失去了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导地位。

这一时期的保加利亚不仅恢复了政权的独立性，更为中世纪后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。